"统计（Statistika）"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政治学教授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的《近代欧洲各国国家学纲要》绪言中，Status这个词源自古罗马时代的拉丁语，它的本意是指各种现象的状态和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逐渐演变为意大利语中的Stato，意指国家的概念，包含了国家结构和国情知识的含义。基于此，G.Achenwall用德语将统计学命名为“Statistika”，意为“对国家显著事项的比较和记述”。正是因为亨瓦尔在这部写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的经典之作中赋予了"统计"这一概念以深厚的学术内涵，使之在随后的各国相继沿用“Statistika（统计）”这个词，并把这个词译成本国的文字，法国译为Statistique，意大利译为Statistica，英国译为Statistics。日本最初译为“政表”、“政算”、“国势”、“形势”等，直到1880年（光绪六年）日本在太政官中设立了统计院，才确定“统计”二字。1903年（清光绪廿九年）由钮永建、林卓南等翻译了四本横山雅南所著的《统计讲义录》一书，把“统计”这个词从日本传到我国。1907年（清光绪卅三年）彭祖植编写的《统计学》在日本出版，同时在国内发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统计学”书籍。“统计”一词就成了记述国家和社会状况的数量关系的总称。

统计学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发展。人类最初为了生存所进行的计数活动蕴藏着统计萌芽。统治阶级为了对内统治和对外战争，需要征兵征税，开始了人口、土地和财产的统计。例如，古罗马帝国第一代帝王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相当于中国的西汉后期)为了摸清国家的军事实力，下令实施人口普查，摸清全国17岁以上男子数量。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除了政府管理的需要外，逐步扩展到其它领域，并且出现了专业的统计机构，统计方法也越来越丰富。

到了17世纪，统计不单纯停留在计数上，而是进一步分析，找出其中规律。英国商人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1620—1674)则是利用教会记录的死亡数据，发现了很多关于新生儿性别比例、不同原因死亡人数比例等规律，1662年出版《关于死亡表的自然和政治观察》一书，这是首次通过对数据进行了大量分析，并第一次编制了初具规模的“生命表”。因哈雷彗星而为人熟知的英国科学家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 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人的死亡存在某些规律或者说可预测的东西。他改进了约翰·格兰特设想的“死亡表”，发表了关于“人类死亡率估计”的论文。人寿保险公司以此为依据，计算出适当的保险费。哈雷因而还被认为是人寿保险事业的奠基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最早的宏观经济学者威廉·配第(William·Petty1623-1687) 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对英国、法国和荷兰三国的国情国力作了系统的对比分析。他还提出了用图表概括数字资料的理论和方法。为统计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也被称为统计学创始人。

始于19世纪中叶的数理统计学派代表人比利时的凯特勒(A.Quetelet,1796-1874)著有《概率论书简》，他主张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正式把概率论引入统计学，并最先用大数定律论证了社会生活中随机现象的规律性，还提出了误差理论和“平均人”思想。由于凯特勒的贡献，使统计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各领域中的学者因工作上的需要而分头发展了一些统计方法。在天文和测地学中因误差分析问题而导致最小二乘法和正态误差的发明。在人口学中发展了离散数据统计，以二项分布和波哇松分布为代表的统计方法。

19世纪末的社会统计学派创始人德国的克尼斯(K.G.A.Knies,1821—1898),他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科学，其显著特点是强调对总体进行大量观察和分析，通过研究其内在联系来揭示社会现象的规律。

随后，各国专家学者在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的设定与计算、指数的编制、统计调查的组织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与预测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例如，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C.L.E.Engel,1821-1896)提出的“恩格尔系数”,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英国经济学家斯通等人研究出了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

在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方面，1859 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这对他的表兄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博学的人”高尔登（Francis Galton，1822－1911）有深远影响，高尔登比达尔文更有数学素养，他开始利用概率工具分析生物现象，高尔登爵士是第一个使用相关和回归这两个重要概念的人，其重大意义在于它开创了分析多维数据的统计方法。他还是中位数和百分位数这种概念的创始人。

在19世纪即开始孕育了抽样调查的思想。1895年，国际统计学会(ISI)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召开第五次大会上，挪威统计学家安得斯·尼科拉伊·凯尔(Anders Nicolai Kiaer，1838—1919)提出关于代表性调查的报告《对代表性调查的研究和经验》，到1925年在罗马的第十六届大会上，詹森的《代表性方法的实践》和鲍利的《抽样精确度的测定》的发表，代表性方法（即抽样方法）得到人们的最终承认，并在20世纪得到发扬光大，成为现今统计方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在统计方法的百宝箱里已有了一些家底，包括最小二乘法（平均值可视为其特例）、方差、频率、二项分布、误差理论和正态分布、相关回归、矩估计、皮尔逊曲线族以及稍后的Student t分布等。 但它们都是一些不连贯的片段，缺乏一个完整体系。 于是等到20世纪初期，被称为“统计学的凯撒”英国统计与遗传学家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Fisher，1890-1962年）出现了，他分别于1921年和1925年发表的论文《理论统计学的数学基础》和《点估计理论》，奠定了统计学的数学框架；在方法的层面，他提出的似然估计、试验设计与方差分析以及一大批小样本抽样分布的结果，迄今仍有着重大的影响。到1940年，以瑞典数学家和统计学家H.克拉美(H.cramer）的《统计学的数学方法》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数理统计学被公认为已形成一门严整的数学学科。

美国资深统计学家、数据科学先驱图基（John W.Tukey，1915-2000）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数据分析的未来》的长文 ，主张让数据多起作用。模型应当从分析数据中产生而不应让数据去曲合预设的模型。或许“数据分析”一词即起源于此文。

展望未来，统计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发展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过去是这样，未来也应成为主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