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1620—1674)，人口统计学的创立者，政治算术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现代人口学之父。他的研究工作对统计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保险等多个领域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格朗特1620年（同年，明朝朱由校登基为熹宗[明亡还剩24年]，五月花号从英国启航驶向北美洲）出生于英国伦敦，他年轻时曾当过店员，后来自己经营商店。格朗特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拉丁语、法语。他依靠在工作中善于积累知识和勤奋努力，自学成材。曾在伦敦市政府中担任过多种职务，做过民警训练部队的大尉，还做过伦敦市参议会的议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疫病流行，死亡惨重。早在1538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对鼠疫做出预警下令教区执事者记录其辖区内的婚礼、洗礼和丧葬仪式场次等数据，要求每周四公布死亡人数，并在圣诞节之前列表公布一年的死亡数据。格朗特早在经商时，就开始研究伦敦教区保存的1532年以后的人口死亡记录，并收集、整理了60多年以来伦敦公布的人口自然变动资料，加以分类、计算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和规律，并写成《关于死亡表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一书，于1662年出版（同年，清康熙元年），立即受到了公众和学术界的重视。这些崭新的人口观点和有说服力的人口数字，使人们目瞪口呆。因此，这本使他一举成功的畅销书，初版在年内便销售一空。在1662—1676年14年间共发行了五版，使他在科学界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仅出版1个月后，被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Ⅱ,1630—1685)亲自推荐为刚刚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此书共分十二章：

(1)死亡表公布的历史；

(2)对一般死亡原因的观察；

(3)对特殊死亡原因的观察；

(4)瘟疫；

(5)对瘟疫和其他死亡原因的观察；

(6)不同季节的疾病，健康和生育的情况；

(7)葬礼和洗礼的差数；

(8)男、女人数之差；

(9)城市的发展；

(10)各教区的不等；

(11)居民人数；

(12)各省的公报。

另有，结束语和附录。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格朗特的这一著作主要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格朗特通过对大量的多种数据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结论，即大数定律的思想开始萌芽：通过对事物进行充分的大量的观察，可使事物中非本质的偶然因素的影响相互抵消或削弱，从而显示出整个现象稳定的、具有一般特征的“大数法则”。格朗特是第一个从大量数据的分析中采用统计推论的人，并且他的工作开创了一个分析数据的崭新研究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被称作统计学的开创性之作，很多学者把此书的出版看作是“真正统计学的开端”。

(1)男性的出生率高于女性，而其死亡率却正好相反。男女婴儿出生的比例几乎都稳定在14:13或16:15。但在成年后，两者的数目大致趋于接近。

(2)婴儿的死亡率特别高。在全部婴儿中，约有36%的婴儿在六岁之前死亡。

(3)每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婴儿；

(4)各种年龄段的死亡率，有着一定的比例。

(5)年景对健康越不利，出生率越低。

(6)秋季是瘟疫流行的季节；

(7)在各种死亡原因中，有的死因（如各种慢性疾病、事故、自杀等）与死亡总数常保持一个稳定的比率，变化不大；而象瘟疫这样的传染病和恶性病的死亡，则不具有一定的比率关系。

(8)城市的死亡率比乡村的死亡率高（疫情期间）。

(9)随着伦敦的发展，死亡率与日俱增；伦敦的死亡数多于出生数，因此要靠外地移民来发展；

第二，他最早用统计的方法编制出死亡率表。

格朗特对搜集到的那些比较简单的原始资料，并不满足于他们的记述，而是反复地加以整理、归纳，企图进一步探究。例如，他通过对人口总数的推断，人口数增加一倍所需时间的计算，并对人口现状和人口增加趋势进行分析，探索出人类出生、死亡年龄表现中的规律性。他整理和分析资料所运用统计方法的原则：

一是提出了“数据简约”的概念，即把数量庞大的杂乱无章的数据，把相近资料加以分类，使资料按大小顺序和性质重新分组；依分类标准整理成一些意义明晰的表格，使得数据中有用信息能够凸现出来。

二是将这些有秩序的资料组加以比较，以认识其显著的差异。

格朗特所发现的人口生命规律具体表现在他创造性地编制的人口死亡表。他根据人口死亡资料，推算出每100名出生婴儿在6周岁以前的死亡数为36人，存活数为64人；到76岁以上存活的只有1人。他编制的按年龄分组的死亡率和人口构成表如下：

显然，居民的年龄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差别是很大的，格朗特能根据大数法则的思想，从参差不齐的资料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的大致的准则来。这个表所列的各年龄分组的死亡率及其计算方法为后来开展人寿保险事业提供了依据，并为现代人口统计指出了研究的方向。

第三，广泛运用了推算、对比、预测等多种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提出了数据的“可信性”问题，并通过各种方法进行间接计算与相互验证。

约翰·格朗特在著作中提到，确定伦敦居民的人口总数是他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他是计算全英国和伦敦人口数的第一人。

在当时，对于女性来说两年内可能只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这相当于一般的生育率为 1/2）。如果每年的出生人数是 B，那么育龄妇女（年龄组为 16—40 岁）的数量将为2B。假设16—76岁年龄组的女性人数是育龄妇女数量的两倍，并且与家庭数量相同，家庭数则为 4B。平均家庭人数是 8（男人、妻子、三个孩子、三个仆人或者住客），那么人口的规模为 32B。

统计对象 数量 推断依据 计算

每年出生婴儿数量 B 当时伦敦确实施行出生登记年份的正常洗礼人数为12000人

育龄妇女数量 2B 调查得知：两年生一个孩子 有妊孕能力的妇女为24000人

成年女性数量 4B 调查得知：成年女性是育龄妇女的2倍 家庭总数是有妊孕能力的妇女人数的2倍为48000户

伦敦家庭户数 4B 每个成年女性组成1个家庭

伦敦人口总规模 32B 家庭个家庭有8口人 按此推算，全市居民数为384000人

以上这些数字由在某些教区进行的家庭调查得到了证实。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个推算数字，还通过多方面的资料来核对验算，证实他的推算数字是接近实际的。如他发现在11户中，每年有3人死亡，以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为8，而通常墓葬数获知死亡人数为13000人，那么：

死亡率=死亡人数/总人口=3/（11*8），通过这个死亡率，推算出伦敦全市每年的死亡人数为

总死亡人数÷平均每户死亡人数=13000÷（3/11）=47667（户）

总人口数 = 总户数 × 平均每户人口数 =47667×8=381336（人）

根据格朗特的交叉验证与之前计算出的人口估计值非常接近。

再则，他还研究了伦敦市的地图，估计城内总户数约为12000户；因为城外的死亡人数为城内的3倍，假定户口数与死亡数成正比，也就推算得出伦敦城内外的总户数为48000户。这里：

(1)他根据出生婴儿推算出了有妊孕能力的妇女人数；

(2)根据有妊孕能力的妇女人数推算了家庭总数；

(3)根据家庭总数和成员构成推算了全市居民人数；

(4)根据家庭中死亡人数所占的比率和全市死亡总数推算验证全市总户数；

(5)根据伦敦的地图和面积，以及城内外死亡人数的比例，推算验证出全市的总户数。

此外，他还计算了在伦敦能够武装起来的人数。为了弄清楚伦教究竟有多少有战斗力的壮丁，亦即16岁到56岁之间的男子人数，格朗特以他编制的死亡率表为根据，从16岁的生存人数(或40)中减去56 岁的生存人数(或6),他得出的是34。在他看来，总人口数若为100,那么,16岁到56岁的壮丁人数为34%。最后，他说：“如果伦敦有199,112名男子,而16岁到56岁之间的人数占34%,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男子之中有34%是能够拿枪的，绝对数就是67,694人，将近七万人。”

第四，认识到大量观察（或实地调查）的重要性。

格朗特在《对死亡表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一书中指出：“为了提出一个要在多年之内形成的规律，需要进行多次的观察”。并说：“虽然我并不认为这只有一星期的公报足以论证这样的结论，但是我相信几个全年的公报是确定人口数的简便方法中最好的方法。”这表明格朗特已从经验上认识到，他是通过观察和比较大量的人口统计资料，才发现出生、死亡、男女性别等现象中所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

第五，提出了统计研究的任务。

格朗特所用的方法，是从他的职业得来的“商业算术”。但是，他通过这一方法的应用，进而提出了统计研究的任务。把著作定名为“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就表明了人口统计是不仅从自然角度而且也从政治角度来研究的。在书的结语中说“管理的艺术和真正的政治就是使臣民过着和平生活和人丁兴旺”。“我始终认为，为使各个社会成员能够各得其所，搞清数目字是必要的”。他还说：“关于所有这些事项及其他许多事项(我们可以把它们只说成是盲目涉及的事项)的明了的知识，为推行善良、确实而宽阔的政治，不，甚至为协调教会及国内各党派与朋党是必要的。”可见他认为他所使用的方法，后来与威廉·配弟共同发展的政治算术目的一致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公众服务的。

其他：

1666年伦敦大火时，将其家业烧毁。加上他从家族传统的清教徒转变为一位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后退出了商业领域，辞去一切公职，他破产了。他的好朋友威廉·配第帮他修了房子，希望他重出江湖。但是约翰陷于宗教矛盾，差点入狱，随后彻底退出了公众的视线。